朱大户本名叫朱焕良，是南方出名的股市大户。但是他却是小学文化，早年是在建筑工地开装卸车的。1992年，碰上深圳的认购证风波，朱大户与人内外勾结，抢到上万张认购抽签表，被他攫取了第一桶金。

1996年前后，他看中了深圳一只叫康达尔的股票。它原本是深圳保安区的养鸡公司，香港的活鸡市场大半是靠它供应的，但是自1994年上市后一直不温不火。

朱大户想在股市坐庄，就花了2个亿囤积了数千万股，占到康达尔流通股的90%，这2个亿一大半是他的全部家当，还有一小半是高息拆借来的。但是1997年，香港突遭禽流感袭击，康达尔业务全面萎缩，股票跌幅超过50%，朱大户的2亿元套在里面动弹不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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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个时候，朱大户认识了一个叫作K先生的人。K先生原名叫吕梁，他经常以K先生的笔名在证券媒体上写股评文章，因此行业里的人都叫他K先生。K先生是一个文学爱好者，写过小说，学过绘画，以前还有作品发表在巴金先生主编的《收获》上，可见水平并不低。

1992年，在深圳的认购证风波中，K先生写出长篇纪实报道《百万股民“炒”深圳》，这是当时国内对深圳事件最为生动的描述，而这篇稿子也被媒体大量转载。尝到了甜头的K先生于是成了证券交易所里的常客，因此就把目光投向了证券。

但是在深圳的K先生并没有赚到多少钱，不久之后他又回到了北京。回到北京之后的K先生，就跟在几个股票大户后面炒股票，此外也不断的写些股评文章。就这样慢慢的他也攒了上百万元，他转而又去做期货，两年下来，不仅老本全部亏掉了，还欠下了上千万元的债务。

虽然在证券市场上不如意，但是在写股评文章方面，他却表现出了惊人的天赋，他总能以充满激情和思辨的文字吸引人们的注意力，他的很多观点深受证券投资界不少人的认同，渐渐地他在这个圈子里混出了不小的名气。

1996年他索性搞起了K先生工作室，一边经常以K先生为笔名写股评文章，一边还收费指导他人炒股票。那他为什么要取K先生这个笔名呢？他自己说有两个原因，一方面股票的行情图又称K线图，另一方面，K是KING的首字母，暗示他是股评之王。

1998年秋，朱大户与K先生第一次正式见面。当时K先生正在研究股神巴菲特的炒股理念，K先生就对朱大户说：“我要学巴菲特，要在中国做第一家私募基金公司。”朱大户也很爽快的说道：“我和你一起干，就从康达尔开始吧。”

K先生对朱大户这个人早有耳闻，这个人是出了名的江湖草莽，胆子很大，敢对赌，心狠手辣，信用不太好，有几次跟深圳的机构联手炒股，都在最关键的时候撒手先撤，从来不管合作者的死活。但是在利益当前，K先生还是决定冒险一试。事后证明，K先生对朱大户的看法没有错，朱大户最终还是坑了K先生。

在K先生看来，康达尔虽然是一只“瘟鸡股票”，但是它有自己的好处：一是流通股盘口小，收购成本低，翻炒起来很容易；二是朱大户基本上把盘子都控在自己手里，为以后的操盘降低了难度。

K先生跟朱大户签订了一个协议，他将筹集资金接下朱大户手中50%的康达尔流通股，而朱大户配合长期锁仓，还必须帮忙安排购入康达尔部分国有股，最终实现对公司的控制和重组。朱大户还承诺在5年内无论股价怎么上涨，他都将以13元的协议向吕梁转让手中的股票。

讲完了K先生与朱大户的合作之后，下面就要讲到K先生的实际操盘人丁福根。K先生习惯叫丁福根为小丁，小丁是K先生工作室里仅有的两名员工之一，他人虽然长得秀气内向，但他的智商超高，记忆力极好，精于计算，对数字过目不忘，更重要的是他对证券有着异于常人的狂热。

小丁原本是北京一家证券部的交易员，而K先生是他的客户，几年交道打下来，他深深地为K先生的理念和炒股天赋所折服。因此，他毅然辞掉了收入很丰厚的交易员职务，跟随K先生办小小的工作室。

1998年11月26日，小丁突然接到一份传真，中煤信托深圳证券营业部将227.9万股康达尔股票以转托管的方式打到了中兴信托北京亚运村证券营业部。很快K先生也将一份洋洋洒洒的项目建议书交给了小丁，并告诉他，有了这份项目建议书和朱大户送来的227.9万股股票，工作室必须在3个月内融资4个亿。

小丁找到的第一个人是董沛霖，他是上海一家实业发展公司的总经理，在金融和实业圈内有很深的人脉，K先生的千万债务绝大部分都是向他欠下的。当小丁向他描述康达尔项目时，他立刻大为动心，慨然说：“今年我不干别的了，专为老吕找钱。”一周后，他就拿来了1000万元的融资，而小丁也在他的协助下南下飞往上海和深圳的各大证券营业部洽谈委托理财业务。

在小丁弄到第一笔钱后，K先生就用它去收购朱大户手中的股票，然后再把买进的股票拿给小丁用于抵押融资。如此循环往复，到下一年的3月份前后，就融进了3.98亿元的资金，从此开始了他们波澜壮阔的坐庄时代。

（未完，接下）